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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 上无片瓦 》/ 渚上月  

2012-12-28 15:59:38|  分类: 小说剧本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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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无片瓦 

作者:  渚上月    编辑: 寒烟冷月

 

圩内有人捎信来,说昨夜的那场暴风雨把叔叔的茅草房刮倒了小半边。父亲听了,并不慌乱失色,依然和母亲在菜园子里薅草、摘菜,只是问明了人没有受伤,便不再有其他关切性的言语。按理说,需要关切的地方很多,比如说叔叔的儿女是否得知了这件事,比如说叔叔本人现在住在哪里……父亲懒得再问,或者是无力再问。

在父亲的眼里,叔叔的三间茅草房迟早是要倒塌的,只是这件事发生在了几十年以后的一个夜晚,有什么大惊小怪呢?这三间茅草房完全能说历史悠久,悠久到我的父亲小时候也在里面住过。上世纪四十年代末,爷爷奶奶带着父亲和叔叔浮萍一样从安徽滁州漂到长江中的一个小洲上,当时小洲上的人家很少,全部家当都在一箩担里的爷爷奶奶先是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待站稳脚跟,便单独在圩内一块荒地上挑泥筑墩,用土坯子、木料和麦秆儿盖起了三间草房。从此,一家四口开始有了避风挡雨的地方,也标志着真正在小洲上落户了。那时叔叔还小,但父亲已经十多岁了。因为比叔叔大,父亲过早的担起了养家糊口的重任,捉鱼摸虾,去野沟里挖塘藕,七岁就给人家放牛的父亲练就了那个年代谋生的一切技能。孩子大了,草房子就容不下了,父亲只有别寻它途,后来,父亲在小洲最西边的防波堤下,筑了三间土屋,自打江山自登基,迎娶了当地一个王姓人家的女子,也就是我的母亲,开始另立门户,像一只翅膀已经长硬了的鸟雀从爷爷奶奶那三小间草屋里果敢的飞离了出来……

父亲成家后,圩内的茅草房里只有叔叔和爷爷奶奶住在一起。

后面的一段时光,恐怕是叔叔一生中绝无仅有的好时光了,如果说人生,就像一次吃甘蔗的过程,那么,上苍在将这一根甘蔗递给叔叔时,叔叔首先下口的是甘蔗最甜的根部那一端。家里有爷爷奶奶操持,虽说年代艰苦,可叔叔过着近乎公子哥一般的日子。那时候,叔叔是家中最小的孩子,事情不让他操持,温饱方面,大人们宁可少吃少穿,都要首先给他留下来。后来,国家经济政策开始松动,奶奶就在草房一周的塘塘坝坝里养起了鸡和鸭子。草房几乎是被塘塘坝坝包围了,这些塘坝,有的是原先就有的,门前的那口塘,是筑墩基盖房子时挖的。那时我们姐妹几个很盼着过年,其原因除了能穿上一件新衣服,更重要的是可以到奶奶家拜年,讲白了,是可以吃上奶奶煎的鸡蛋饺子,那鸡蛋饺煎成金黄色,一个个饱满的在粗瓷大碗里垒得老高,香气扑鼻,这在我们家是常年吃不到的。养了鸡和鸭,家庭收入也自然高了些,经常能看到叔叔穿了稀罕的化纤的确良的上衣到我家来,手从口袋里随便这么一掏,就能掏出三两块红绿票子来。那时候,三两块钱是什么概念啊!我的父母和大姐三个人在生产队一年干下来,到头分不到一毛钱,甚至还超支。我们家姐弟四个,挣工分的是父母亲还有大姐,三个人挣工分,六个人过生活。这种情况下,我和二姐念书就成了很大的问题,当时二姐和我都念小学,一学期学杂费只有五毛,就算父亲将家里的坛坛罐罐涮个遍也涮不出来。入秋,眼看着就到开学了,爸爸没办法了,叫二姐带着我,去叔叔家借钱。大热天,二姐和我光着头,也光着脚丫,跑了三四里路外的叔叔家,叔叔不肯借给我们一分钱,说是没有钱,我和二姐只得耷拉着脑袋回来。

那时候,爷爷已经过世了。爷爷过世得早,六十岁不到的样子,先是成分不好挨批斗,又在牢房关了几年,从牢房出来大病一场,随后就离世了。我当时只有几岁,对爷爷没什么记忆。我在想,如果爷爷在的话,我和二姐应该是能借到钱的。

真不知叔叔的钱都花到哪些地方去了,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没有把钱花在房子上,当七十年代中期,乡下人开始掀掉茅草屋盖砖墙瓦屋的时候,也没见叔叔有什么动静,那时奶奶还在帮衬着叔叔,叔叔家也添了人丁——婶婶、堂姐。无论从财力还是人手,叔叔都有条件盖砖瓦房。可能那几年,叔叔的茅草房并没有什么破损,父亲跟他说起盖房子,叔叔总是不肯盖,说:“草房子好,冬暖夏凉。”而那时,我的父亲已经着手在规划地点盖砖瓦房了。

这并不是说我家有了翻盖新房的条件,在那样一个填饱了肚子都困难的年代,家里哪有什么积蓄盖新房,更何况我们家还有两三个读书吃闲饭的。父亲决定要盖新房,是冲着大队的建房补贴。那时,大队鼓励人家在指定的地点盖房子,圩内是在主干河的河沿,靠江边的人家在堤埂下三十米的地方。只要在这样的规划地点盖砖瓦房,补助五百块钱。父亲无疑觉得这是个借他人之力盖房的好机会,五百块钱可以买砖瓦之类好多材料,不够的自己可以再想办法。论条件,我家根本不能盖砖瓦房,很多大的事情,靠的恐怕不是资金和条件,而是勇气。父亲具备了这样的勇气,一鼓作气的精神。为了省钱,盖房子的木料都用的是自家栽种的椿树、楝树,除了木匠活瓦匠活,其它事情都是自己干,比如说沟砖缝,用泥灰摸顶,在屋内半截砖墙上砌土坯,母亲说起那个时候的事情,就会说房子盖下来,父亲成了土瓦匠了……没亲戚帮衬着干,小洲上只有叔叔这一家亲戚,而叔叔那阵子却看不到人影子,直把父母大姐他们累得晚上躺在床上都辗转反侧直哼哼。

瓦房子盖得差不多了,父亲在屋内高高的木板跳上弯腰撅屁股往屋顶上抹泥灰,就见门口一暗,叔叔从门外一脚跨了进来,像一个不相干的人那样,仰头看热闹的笑着说:“哟,大老板,房子盖起来了嘛!”叔叔一向称呼父亲为“大老板”,而不是大哥。叔叔说这话的口气,像一个本想看笑话的人结果没看到笑话,心里有点失望酸溜溜的不是个滋味。

父亲自然没有好脸色对他,这一回破例没留他吃饭喝酒,以往叔叔每一次来,很少有什么事情,都是赶在吃饭的时间,就是来吃饭喝酒的,然后在桌上吹他结交的一些朋友,所跑的一些地方,遇到的一些新鲜事儿。吃饭时间没留叔叔吃饭,这让叔叔有点伤自尊,叔叔根本没去想他大哥盖房子,他理应过来帮帮忙,却臆想着父亲是不是盖起房子态度上就高人一等了,不把人放眼里了,就有些赌气发誓,说:“大老板,就你这个四间瓦房子,我郑莆也能盖得起来!”说罢,悻悻而去。

叔叔这句庄严的话,并没有像种子那样植根在他心里,然后长出个什么结果来,而是如褪下的绒鸡毛那样被时间轻易的吹走,不知去向。此后,没见叔叔买砖盖房子,甚至口头上都没提起过。在我的印象里,叔叔的茅草房倒是修缮过,一次是在九十年代,全椒老家来人了,四五个,跟父亲都是叔伯弟兄。而那时,叔叔几乎成了孤家寡人,堂姐嫁给了别的村子,后娶的小婶和堂弟先后被叔叔赶走了。那三间草房子,似乎因为缺乏人气,也显出了颓废之状,堂屋和里屋的屋顶多处出现渗漏,水锈氤氲。修缮茅草屋还是父亲提出来的,说老家弟兄都在,趁有人手,就势把整个房顶的麦草换一下。父亲的话,得到了叔伯弟兄的认同,还适合时令,正好是过了午收,田里有的是新鲜的麦秸。人多好干事儿,老家的弟兄齐上阵,半天下来,茅草房整个儿换上了新的麦秸,如同人穿了一件新洗的上衣。

接下来的年月,堂姐的女婿过来给叔叔换过屋顶的麦秸,不是整个儿,是几块漏雨的地方,茅草屋,像叔叔的一件舍不得扔下的衣裳,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我一直纳闷,叔叔这样三番五次的在草房子上折腾费神,干嘛不将草房子推掉,盖砖瓦房,哪怕是财力不够先盖小一点呢?

穷也有穷的好处。

2006年乡里来了这样的政策,凡是茅草房的人家,只要推掉茅草房在指定的地方建筑新房子,国家有好几千元的补助,可以说,叔叔遇到了跟父亲当年一样的好时机。我在机关上班,获得这一消息后,喜颠颠的奔到叔叔家,动员他抓紧盖房子。叔叔听了,那双因为长期饮酒而变得浑浊的眼睛掠过一丝水亮的波光,问我在什么地方盖房子,我说问了村干部,要求在那条东西干路边上盖,运材料什么的也方便。叔叔又问,补贴的钱什么时候能给?待我告诉他房子盖好了村里验收了才能付钱时,叔叔的眼睛又平复成了原先的浑浊来,他“嗒”了一下嘴巴,那样子好像在尝一道菜的咸淡,并且已经尝出了这道菜不太符合口味。我知道,叔叔犯难在钱上面,尽管村里有补助,但缺口也需要几千块钱的,这钱从哪里来?我知道叔叔没钱,但要命的是他连精神气都没有,你最起码要有想盖房子的想法和诉求吧?至于钱,大家想点办法,东拼西凑的事情不就凑合起来了吗?我走后,叔叔却没事似的继续过他的日子,我说的事情没给他带来任何热情,我没见他去找他的女儿女婿,没见他去找我父亲,更没跟我联系。我还不死心,特意去了堂姐家一趟,指望堂姐能够把这事儿给牵个头绪出来,毕竟她是叔叔的女儿,堂弟漂泊在外指望不上,叔叔的事情理所当然的落在堂姐的肩上。可堂姐一听,像要被火烫着了似的身子往后一让,干净利落的说她家没钱。堂姐说的也是实话,堂姐嫁的人家也是个穷家,两个孩子每年念书的学费都要打借条,等田里有收成了再还。堂姐说完后,表情漠然,不敢再说一句关于盖房子的话,生怕这么一说,事情就会烂膏药一样粘在了她的身上。堂姐啊,你可是叔叔的亲生女儿呀!但我无可指责,事情倒过来想,那么多年,叔叔给了堂姐什么呢?叔叔撵走了大婶——堂姐的母亲,对堂姐是动不动就瞪眼睛,或者打骂,坐牢那几年,堂姐一个人在外打工,等于漂在外面。连堂姐出嫁时,叔叔什么嫁妆都没给她置办,堂姐是带了几件衣裳就入了男方的家门。

面对堂姐的态度,我只能无语,觉得自己在做着一件力不从心的事情,然后怏怏而归。

从那一年后,盖房子一事,再没有人提起,都在看着叔叔,任由他发展。有些事情,并不是你有心,就能帮得了别人的。父亲说,你叔叔是猪大肠一大挂——拎不起来。

叔叔有叔叔的世界,他依然住在茅草屋里,形单影只的过他一个人的生活。做上几亩田,家前屋后的养一群鸡鸭,田里有点收入,鸡鸭也有些收入,这些收入虽然不大,但自给自足是够了。当我有时经过叔叔家,看到叔叔一个人在家喝着酒,听着收音机,一只母鸡在“咯咯哒咯咯哒”的叫唤,伸长颈子准备往鸡窝里跳,茅草房一周的沟坝里,几只鸭子在水草丛游曳……我才体会到,叔叔零六年那一次对盖瓦房没兴致,恐怕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叔叔不想离开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僻静,又单门独户,鸡瘟病都不来,有塘有坝,有水有草,是个养鸡养鸭的好地方。叔叔的生活更多的是靠养鸡养鸭而不是田地的收入,他坚决彻底的传承了过去那个年代奶奶的养家模式,这些鸡鸭陆续生蛋了,叔叔就用柳条篮子,拎到集镇上卖,这样,一个人的生活费就来了。或许他想,儿子漂泊在外,背弃了他这个老子,还要盖新房子干什么,儿子在家,他肩上还有压力,他要给儿子盖房子娶媳妇,能不能盖起房子是另外一回事,但这个压力是存在的。现在儿子不在身边,这个压力自然就从肩上给卸了。自己一个人,一人饱全家饱。再说,到路边盖房子,那里没坝没塘的,还能养这么多鸡鸭吗?不能养鸡养鸭,就断了来源,他的日子又指望谁呢?

原来叔叔有自己的想法,世上的人不都是生活在自己的想法里吗?各有各的活法,别人勉强不得。

于是,叔叔的茅草房便从一九四六年开始一直在岁月里飘摇着它古旧的虚弱的身影,直到二十一世纪初一个夏季的突降暴风雨的夜晚。

捎信的人一走,母亲劝父亲还是去看看,“再怎么说,你们是弟兄俩。”母亲这样劝父亲。

父亲一甩手,没好气的说:“不管他,让他受受罪!”

听父亲这么一说,母亲便不再言语,等于认可了父亲的态度。在我们家,谁都知道叔叔走到今天是咎由自取,而作为我们的父亲,作为从小和叔叔生活在一个屋檐下的唯一的哥哥,他的心里最清楚,也最有体会。

八十年代初,奶奶过世,叔叔那公子哥一般百事不问的生活便就此划上了句号。那一天,奶奶肯定是不放心她这个小儿子,出殡时,瘦如干柴的奶奶躺在森木的棺材里,八个大汉竟然第一肩没能抬起来。一只长尾巴黑雀跳跃在草屋旁的一棵泡桐树枝杈上,半天叫一声,哀怨凄凉,左右不离泡桐树,就连出殡的炮竹声也没把这只长尾巴黑雀给惊走。奶奶在世,家里家外,叔叔几乎是不用操神,在操持家务上,奶奶恐怕是叔叔唯一不能挑出毛病的女人,奶奶几乎是没有歇息过,这使得叔叔只单一的干一些农活,剩下的时间就是甩膀子,到处逛。或许后面生活在茅草房里的女人都没有达到这个高度,让叔叔享受到一家之长的唯我独尊的地位,她们总是招来叔叔的斥骂和责罚。

叔叔先是娶了大婶子。我对大婶子没有印象,究其原因,我那时还不记事,另外是大婶子在叔叔家生活的时间过于短促,三四年吧。大婶子生下了堂姐后没两年,就不堪叔叔的暴躁脾气老爷作风,断然离开了叔叔。离开就离开了,那个年代,人就像浮萍,以填饱肚子为主,聚在一起没手续,散了也就无需解除手续,去留两便。我虽说对大婶子没印象,不知相貌不知性格,但一直认为大婶子的命运还是好的,好的原因很简单,就是过早的离开了叔叔,离开了那三间茅草房。

接下来,经人介绍,叔叔娶了小婶子。小婶子是苏北那边人,一张圆胖的脸,黑皮肤,结实的身材,记得小婶子第一回到我家来,母亲将摘来的青茄子洗净了搁在方桌上等着切丝儿,小婶子抓起一根茄子生就吃起来,其畅快程度如同吃一根熟透的香蕉,黑红的嘴唇上沾着茄子青涩的籽粒儿,惹得我们几个孩子都瞪大了眼睛看她。小婶子很能生养,据说来小洲之前,是有人家的,还添了人丁,不知什么原因过不下去。到叔叔家一年光景,小婶子就生下了堂弟。叔叔觉得后继有人了,顿感蓬荜生辉,心下春风得意,还在襁褓中,就给堂弟起了一个又带“金”又带“宝”的名字,以此来表达当时的心情。

随着金宝的出生,叔叔家的日子似乎就这样实实在在的开始了。

头几年是安稳的。安稳的那些年月,我时常随父亲去叔叔家。我们家在小洲上只有叔叔一家亲戚,自然会经常来往。叔叔家是土屋土地,三间进深的房子隔成一小一大两间,小间两张床睡觉,大间做正屋也做厨房,屋当中摆放一张四方桌子,地是泥巴地,许多小坑小洼,吃饭时总要用木块或者香烟盒垫在桌腿下方才稳当。那时叔叔家时常有人来,来人并不是他村子上的人,甚至不是小洲上的人,不知叔叔是怎么结识的,说明那时候叔叔喜欢跑动。他们说话,也不像个庄稼人的样子,尽说一些跟做田风马牛不相及的话,似乎是什么来钱说什么,比如有人去上海的铁路上偷煤偷发了财,比如县城水泥厂的工人,有本事能把整包的水泥带出来……叔叔和他们时常在桌上杯来箸往,笑语喧哗,屋里便充斥着烟雾和酒气。三杯酒下肚,更是东南西北吹得天花乱坠。父亲看出这些人不牢靠,背地里就提醒叔叔,相处时要留个心眼,叔叔总是手一挥,嗤笑父亲没出过门,大惊小怪,“啪啪”的拍着胸脯声称他们都是要好的朋友。七、八十年代的乡下,朋友还是个新鲜词,称得上朋友的,那关系是很牢靠的。这些叫做朋友的,经常来吃喝,我想这恐怕与叔叔家当时的伙食有关,奶奶还在的时候,伙食真的不赖,除了一些蔬菜,还有辣椒炒鸡蛋,蒸咸肉,偶尔会宰一只小公鸡。吹到起兴处,叔叔有时还要烧包的拿出一包镜湖牌或者牡丹牌香烟来,见人一支,让朋友们品一品,讨两句夸赞的话。当然,叔叔肯定也到这些人的家里做客,来往来往,只是我没办法看到。

我终于知道我和二姐向叔叔借五毛钱那会儿叔叔怎么会叫穷,原来叔叔的钱有更大的用途。那时候的叔叔哪里愿意把钱用在我们屁大的孩子身上无声无息的呢!

有一回,叔叔带回来一台黑白电视机。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农村,电视机是很稀罕的物件。父亲问他哪里来的,叔叔说是朋友给的。叔叔还放给我看了两回,这让我很羡慕,想着有个朋友是一件很好的事情。没等我看第三回,公安局的就找上门了,原来叔叔家的黑白电视机是别人偷来的赃物临时放在叔叔这边的。叔叔当天就被抓走了,算作盗窃集团的一个成员,被判劳改三年。父亲到牢房看他的时候,忍不住问他:“你的那些朋友呢?”叔叔低头不语,叔叔坐牢期间,曾经的那些朋友没有一个来看过他。

“跟你讲多少遍,酒肉朋友靠不住,你就是不听!”父亲对叔叔说的时候简直在咬牙切齿。

叔叔坐牢期间,堂姐一个人在外地做工,几乎不回来,家里只有小婶子和金宝。金宝那时才几岁,还需要人看管。小婶子既要带孩子,又要做四五亩地。这一年秋天,田里的玉米成熟了,饱攒攒的,男人不在家,小婶子怕晚上被人偷了,就带着金宝整夜睡在玉米地里。尽管这样,小婶子大清早爬起来一看,地头的玉米槌子还是被人偷去了不少,空留下玉米叶儿,像一个个被人抱走了孩子的襁褓……小婶子搂着金宝,在玉米地嚎啕大哭起来……

小婶子就是这样,在叔叔坐牢的三年里,拖着个孩子在家里守候着几亩田地,等着叔叔回来。小婶子最终还是跑掉了,但她没有选择叔叔坐牢的几年,要知道这几年,最容易跑掉,也最容易把家里的一点收入带走。这表明,小婶子起初根本就不打算跑,这让我每每想起小婶子,心里就会升腾起一丝由衷的敬意。

叔叔坐了三年牢后回来了。

从坐牢的时候开始,叔叔已经彻底完成了对一根甘蔗根部的咀嚼。具体表现在手头上没有闲钱了,每一分钱,都得一老一实的从泥巴里抠,这让叔叔缺乏足够的耐性,从而脾气更加的暴戾无常。叔叔会把这样暴躁的坏脾气,洗锅水一样毫不犹疑的泼在家人身上——上至婶子,下至堂姐和金宝。堂姐回来的少,恐怕于此有关。最初听小婶子到我家来倾诉,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什么跪在碎石头上,什么吊在房子的二梁上……以为在听一部反映革命英烈在敌人集中营非人生活的电影,后来亲眼所见,不得不相信了。小婶子忙于家里家外,难免有地方做得不够周全,让叔叔看不顺眼了,叔叔就会怒目圆睁严格的施以“家法”。我在想,叔叔这种在人性上的凶残,是不是受了狱中生活的负面影响?别人从劳改队回来,颜面尽失抬不起头,而叔叔却从不避讳的眉飞色舞的要去回忆吃“八大两”的生活,还要对在牢房里谁拳头把子硬谁就作威作福一段津津乐道,乐此不疲。

叔叔无形中把他待过的监狱带到了家里。

不同的是,监狱里有管教干部,事情捅大了有人管,而家里没有管教他的人——奶奶已经过世,我们两家离了好几里地,父亲自然是鞭长莫及。

小婶子不是革命英烈,根本受不了叔叔的这种无止境的责罚。有一个早上,小婶子扛着锄头到了我家,那时候已经责任田到人,所承包的田亩好中差不等,四处分散,叔叔家有块田离我家不远,小婶子肯定是借了锄草之名到我家来的。小婶子一来,就在父亲跟前掉眼泪,告诉父亲说叔叔放出话了,晚上回去要把她吊起来打。父亲问为了什么事,小婶子说不为什么事,只是一早起来跟他顶了一句嘴。父亲咬了咬牙关,让小婶子先回去,晚上过去看看究竟。天将黑,父亲和母亲沿着田埂上的小路,到了叔叔家。叔叔家已经点了灯,昏黄的灯光下,叔叔独自在光着膀子喝酒,小婶子低头跪在鸡笼旁边,刚有灶台高的金宝在一声不吭的洗着碗筷……父亲看了,二话不说,走过去伸出巴掌就给了叔叔一脑壳,随即抓起他的酒杯摔在地上,怒斥起叔叔来……父亲怒斥的时候,母亲过去,把小婶子搀扶起来。听着父亲的怒斥,叔叔胸膛起伏着,这说明他并没有意识到自己行为上的过错,而是迫于一种无奈——父母不在,长兄为父长嫂为母。但我想,他这暂时压抑的恼怒还是会在后面的日子里分解到小婶子的身上,他知道,哥嫂在他正要施暴的时候一齐跨进他的家门,叔叔再没脑子,也会猜得出是小婶子去打了小报告。

父亲只能管得了一时,后面的日子也就可想而知了。

于是,就必然存在这么一天,小婶子突然不见了,叔叔和我们分头去几个主要的渡口找,渡口是小洲连接外面世界的必然通道,没想到小婶子过的是一个想不到的不起眼的小渡口,这是后来曾碰到过小婶子的人跟我们追忆的。叔叔气急败坏,嘴里骂骂咧咧,他只知道小婶子一走了之的绝情和无义,哪里想到小婶子在即将离开还在念小学的金宝时,心里经历了怎样生离死别的凄惨的过程。天下的母亲,谁愿意抛开自己的幼子,只身远离家乡,永不回头呢?

小婶子去了哪里,我们不得而知,只有剩下一些毫无意义的猜测。不过小婶子走了,我们倒叹了一口气,似乎心里有什么从此放下了,反而轻松了许多。

小婶子走后没几年,金宝也离家而去。

金宝是上初中走的,老师都说金宝是块念书的料,聪明,脑子转得快,就是不肯干。老师哪里知道,金宝不是不肯干,小婶子走后,叔叔家里缺乏劳力,叔叔对堂弟顾不上是“金”是“宝”了,一早一晚,一准要把孩子拉下田干活儿,星期六星期天更不必说。金宝哪有时间学习,作业经常来不及做。我那时已经念中专,回到家,父亲叫我晚上去帮金宝补补课,补课刚开了个头,金宝已经累得扒在桌上睡着了。即便是这样,干活时一不如意,便遭叔叔的呵斥:“你身上的皮要松了吧!”如果金宝在那件事上依然执迷不悟,叔叔就会被就地正法。在使用暴力上,叔叔很有心得,他打孩子,不用柳条,而是用绳子,据说绳子在水里泡一阵子,打在人身上才特别疼。叔叔到我家来吃饭,父亲总要言语相加,时间长了,叔叔有了免疫能力,你说你的,我做我的,不过当面不顶撞罢了。父亲无奈,也只能见面的时候这样劝一劝,各人家的日子还得自己过,谁也替代不了。

金宝是在一次农药中毒后走的。当时金宝在念到初二,秋天里,叔叔种的棉花长得有一人高了,有一次,叔叔叫金宝背了药水桶给棉花打药水,并下达了死任务,把那块田的药水打完才允许回家吃中饭。中午的秋阳依然燠热难当,棉田里不通风,像个天然的大炉子。金宝个头不高,有的棉花杆儿都比他高,在喷这样的棉花杆时他只能仰着头,在棉沟里倒退着走。农药雾一般喷在棉花枝头,也细雨般落在了他的脸上、身上。到了中午,叔叔见他迟迟不回来,待自己吃过了,到田里一看,金宝已经扑倒在油绿的棉花上,还有半桶水的喷雾器压在他身上……

送到医院抢救,是农药中毒。金宝的生命还算是顽强的,他在昏迷了半天后,苏醒了过来。出院回来不到一个星期,金宝就离家而去了。

有人说,是小婶子先给金宝写信,叫他走的,他是去追随小婶子去了;也有的说,金宝在这个家,也实在呆不下去了,走了说不定还好些。不管怎么说,金宝是走了,一个十几岁的从未出过远门的孩子就这样突然背井离乡,投入到一个对于他来说完全陌生的社会,毫不眷恋的留下叔叔一个人,还有那三间茅草房……

 

金宝出走没几年,堂姐就出嫁了。这样一来,叔叔真正变成了孤家寡人,一个人劳动,一个人吃饭,完全是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了。田里要侍弄庄稼,回来要择菜做饭,大大小小几十只鸡还等着喂养……忙得像个陀螺,但不一样的是,陀螺需要用绳索抽打,而叔叔是自己转,一刻不转,自己就没的吃没的喝。这种情况可以说是自顾不暇,哪里想到其他,更顾不上茅草屋了。

茅草屋日渐破旧,不胜风雨。大雨一下,屋里就会小雨零星。屋顶叫女婿来换过几回,可土坯子墙的泥巴在脱落,风雨斧子一般一点点砍向墙根,墙根越来越瘦下去,这土坯子墙根怎么修缮呢?除非把房子推倒了重盖,而推倒了重盖……叔叔不可能再想到这个问题了,因为有更加紧迫的问题要他每天要去想,这就是一日三餐、烟酒茶这些关乎生计近在眼前的东西,身体里伸出一双双手来,被惯坏了似的习惯的理所当然的向他索要这些东西。

一个人生活,就有了许多不便。

那时候,叔叔到我家来吃晚饭,总要催母亲早点烧,天将黑一准就要回去,出奇的理性,因为家里那么多的鸡要上笼。叔叔不敢在外面逗留,是怕人来偷鸡。叔叔在这方面警惕性极高,他举例说村里有几个心眼坏的人,曾喊他吃晚饭,他看动向不对,就是不去。他知道这些人是想把他稳住,好安插人去偷他的鸡。叔叔在说这些时,很得意,他说,我也是听过《三国》的人,这些人,没文化,那一点三脚猫的功夫还在我面前使。然后是摇头,不屑的样子。叔叔不识字,还说别人没文化。恐怕他把听“书”,也看成了是一种学文化。叔叔一个人,陪伴他的是一台半导体收音机,经常边干家务边听评书,他在养鸡上所表现出的警惕性真的得益于《三国》?不得而知。在我看来,那一群鸡对叔叔是太重要了。一只鸡要值好几十块,一笼子鸡就是二千多块,更重要的,鸡每天都下蛋,这是叔叔生活的不竭的来源,过几天,叔叔就会拎了一篮子鸡蛋到集镇上去卖,卖得的钱,就近去超市买些家里缺少的日用品,去菜场割斤把肉买一条水鲢鱼之类。鸡蛋是论个儿卖,野生的,一块钱一个,但叔叔家的鸡蛋很小,卖不上这个价格,叔叔还死抱一捆柴不让价,有时就难卖。难卖的时候,叔叔就会直接拎到我家来出口转内销,不过价格上,还是绝对的市场价格。

去年的一个早上,叔叔破天荒的拎来一只鸡,说是给我儿子吃,我以为他是变相的卖给我。我问他多重,掏钱给他,他怎么也不要,这让我感动了老半天,但又觉得不合常情。那只鸡看上去不怎么精神,似乎是生病了,后来听人说叔叔家遭遇了鸡瘟,二十多只鸡,死的差不多剩下几只了。我这才明白,叔叔为什么会有这样难得的大方了。

如同恐龙遇到了白垩纪,大面积的鸡瘟,对叔叔来说,简直就是灭顶之灾,它生生的掐掉了叔叔的经济来源。叔叔一直以为他住的地方单门独院有沟有坝的是个绝好地方,鸡瘟都不来,现在,这个固守的念想破灭了。除了经济上受到了重创外,更加致命的是,叔叔唯一的谋生技能从此丧失了,他再不能养出这么多肥嘟嘟的鸡了,这种饲养家禽的兴旺之气,是从奶奶那时候生发的,叔叔小时候跟着奶奶放养家禽时,潜移默化的学会了这个谋生的手段,而叔叔在其他方面的技能,包括种田,可以说完全缺失,谈不上精,也谈不上良,不赔本就万幸了。由此,我完全有理由想象,没看见叔叔掉过一次眼泪,叔叔是个硬汉子,但可以肯定,当叔叔看到一大群母鸡横七竖八的躺倒在家前屋后时,叔叔一定是抱着头蹲在地上大哭,一定是这样。

鸡瘟后一个月不到,茅草房倒塌了。几十年后突发的鸡瘟,直接成了茅草房倒塌的先兆。有当地人说,畜生都不兴旺了,房屋还不倒塌吗?

说得似乎有点道理。

我不知道昨夜房子倒塌的轰响把叔叔惊醒,叔叔会表现出怎样的慌乱和无错。不知道那一刻,他是否会想起数年前一个侄子会为盖房子补贴的事情特意报喜讯一样的跑来告诉他,是否会想起他大哥苦口婆心一遍又一遍的跟他说的种田治家的话,叔叔或许会想起,或许会有一点点的悔意,叔叔只会听现实的教诲,现实最有话语权,它让你不得不听,不得不低头。

叔叔已经低下了头,不再一副无所谓的样子了。

子女小的时候,父母是子女的房屋;子女大了,子女就是父母的房屋了。叔叔不是一个人,他有儿有女,现在小洲上只有堂姐,而金宝则漂泊在外——他依旧活着。我们都以为金宝这一去是不回头了,但十多年后,金宝回来了。不是一个人回来的,还带了弟媳妇和两个孩子,又是搀着又是抱着的,逶迤而来。这是几年前,金宝出现在我们面前,所有的人都惊讶不已。离家的时候,是十来岁的孩子,现在已经是一大家人了。这是不是也能叫衣锦还乡?他完全可以不回来,小洲上没有让他留恋的地方,只有心酸和悲苦,伤痛和泪水,但金宝回来了,只是待了一天几家串串门就走了,岁月,让一张娃娃脸变成了成年人的成熟与沧桑,这其间到底经过了怎样痛苦的演变,只有金宝一个人知道。我懂得,他回来,是要让他父亲看看,离开他父亲,他照样可以活下来,活得好好的。他从离家的那一天起,恐怕就憋足了这口气,他没有继承父亲的一草一木,但他万般无奈的继承了和他父亲一样的倔强性格,离家出走,就是两种脾气的较量,他一定要把这口气给吐出来,让他父亲看看,让周围所有的人给这样的一天见证。金宝取胜了,取胜了的金宝很快就走了,据说住在附近的城市,一人打工养活四口人。金宝走时,给叔叔留下了电话,可这个电话时通时停的,摸不准,以此表明金宝的漂泊不定。

气话归气话,父亲没办法做到置之不理。

父亲拿起了电话,他没有堂弟的号码,有号码也不忍心打给金宝。父亲只能把电话打给堂姐,问她可知道茅草房倒掉了。堂姐说她已经知道,但家里来人走不掉,没来得及过去。堂姐是叔叔在这边的唯一子女了,堂姐在这件事表现出的迟缓让父亲愤懑在胸,又无奈萦怀。叔叔对子女的冷酷无情,现在在子女身上得到了明显的回馈。这不是理所当然的吗,做大伯的,还能指责她们晚辈什么要求她们晚辈什么?父亲只能用协商的口气让堂姐抓紧过去看看,暂时把叔叔接到家里住几天。

下午,堂姐去了一趟叔叔那边,然后来找父亲商议,想给叔叔暂时租房子住。堂姐说,接到她家住倒行,但两个村子离得远,平时做田什么的不方便。这说的倒是实情,但另一个实情我们都清楚,堂姐是怕把叔叔接过去,一旦接过去,从此就没了安宁日子过。叔叔和女儿处得不好,听堂姐说,每一次叔叔去女儿那边,女儿家再忙,他都能呆得住,捧着个茶杯子,悠闲的翘着二郎腿坐在堂屋等吃等喝,吃饱了喝的了,还要堂姐找人陪他打麻将。赢了钱,自然是带着走,输了钱,就问堂姐拿。连亲生女儿都这样嫌恶他,更不要说是女婿了。

父亲问堂姐可有房子租,堂姐说了一个地方,原来在主干路边有两小间瓦房,挨着叔叔的田,房子很矮小,过去是村里赤脚医生老夫妻俩住的,去年老夫妻俩去世后,房子暂时就遗落在那里了,空闲着。

还能有什么办法呢?父亲只得点头,但眉头却难以舒展——租房子住,也不是长久之计啊!父亲一生就是这样,他的目光从不在岁月里迷失,总能穿透岁月的迷障。

堂姐跟小瓦房的家人说好了,我们几个最后一次去了茅草屋。叔叔的茅草屋里,没鸡没鸭,没橱没柜的,只有一张桌子一张床一个木箱子,外加锅碗之类的炊具,我和堂姐他们三下五除二就搬了过来。

搬进小瓦房的叔叔,日子似乎又安定下来了。

安定下来之后,叔叔不得不再一次考虑生计问题。以前有鸡有鸭,喂养些粮食,小收入就来了,现在,没有地方养鸡养鸭,财源被无情的切断,得寻找新的路子了。当然,叔叔依然做田,做田依然是叔叔生计的来源之一。但这个来源,显然不能满足叔叔的日常需求,叔叔在做田上,永远谈不上精耕细作,作物能种下去,存活下来就已经不错了,再加上没资金,缺人手,典型的在糊弄土地,这就注定了一年四季田里的收入十分微薄。照这样的收入,光光吃一碗饭,都十分困难。如果再要按既定消费,一天一包烟、一瓶酒、一两茶叶,偶尔还想去人家打打麻将,这就难免入不敷出了。不够归不够,这样的生活还是要的,在叔叔看来,没有这些,生活还有什么意义呢?叔叔没有大钱,但手头上的小钱是万万不能断的。这样,往往就出现,庄稼还没收上来,就已经在村头的小店里赊光了收成。这还是轻的,叔叔爱往热闹的场合凑,村里人家办事,他也要随个份子,讨一杯酒喝。小洲上人家办事,喝过酒就安排人打麻将,一是闹哄哄的图个人气,二是从打麻将的人中抽取利润。几杯酒下肚,酒意微醺,叔叔本身就喜好,加上三两个人一鼓动,便禁不住要喜笑颜开的坐上麻将桌打几圈,他哪里知道,那几个人要趁他酒多赢他的钱呢!场合上,叔叔难免要说没钱,搁在平时没钱买化肥买种子农药,借点钱比登天还难,但赌博场合,人家却乐于借钱给你,完全称得上热情洋溢。小洲上流传一句话叫“钱不是问题”,就是起源于赌博场所。这样一来,叔叔就欠下了债,时间一长,债主就向他索要。叔叔自然无力偿还,债主一抹当初的好脸色,《白毛女》中黄世仁催杨白劳租子似的一再催逼,叔叔没法子了,愣是把债主带到了城里金宝打工的地方,当面让金宝给钱。是自己的老子,真的没办法,金宝知道情况后,对来人说:“下一次,你们再要借钱给我爸赌钱,一分钱都没有!”金宝发完火,不得不从老板那里暂时预支了一千块钱给了来人——金宝这个月的工资还没领呢!

从这一次后,叔叔在赌钱上,收敛了许多。收敛的原因,我想,倒不是叔叔下了多大的决心,而是村里的人都知道了他带人到金宝那边要钱的事,即便叔叔死皮赖脸的要打麻将,村里也没有人敢再借钱给叔叔了。

没钱的日子,在煎熬着叔叔。这种时候,人往往会异想天开。

2008年,长江上要造大桥,大桥从小洲上过。穿黄色制服的工人拿着仪器在叔叔那个村子勘测线路时,叔叔便眼前一亮,做起了发财梦。他不知道听谁说的,和叔叔家田亩毗邻的田地在大桥的建设线路上,要征用,征用了,就有一大笔的田亩补贴。于是,叔叔就一趟又一趟的往这户人家跑,要求换田,还瞒天过海的说他腿不灵便了,把田亩换近一点好做。这户人家自然同意了,叔叔家的田亩地势高,旱涝保收,谁不乐意换呢?为了在换田时不吃亏,叔叔特意把我喊了过去,两家人拽了皮尺在田里丈量,我则在一旁拿了小本子和计算器把数据一一记录下来,进行换算。田亩换好了没多久,大桥工人确实过来丈量土地了,可惜的是,大桥项目只征用了叔叔那块田的一角,等到一两个月,拿到手,只有一千来块钱的补偿费。

一千块钱,自然是用不了多久的。叔叔又想到了做生意。

开春的一天,叔叔来到我家,问我拿几百块钱,之所以用“拿”而不是“借”,是因为我们根本就不指望他还,前面叔叔向我们借钱,压根儿就不曾还过。他问我借三百块钱,说是开春了,乡下都兴捉小鸡回去养,到午收农忙的时候杀了吃,他跟小鸡炕坊的人联系好了,批来几百只小鸡在集镇上卖。我问他能赚到钱吗?叔叔马上给我讲这里面的生意经,讲卖小鸡的广阔前景,好像他在这方面已做过了多年很有经验了,我耐着性子听,而叔叔却被他自己所讲的利润空间搞得无比激动,跃跃欲试。叔叔只能找我,按理说他应该去找堂姐,但他没去,他知道堂姐不会拿钱给他做一桩毫无把握的生意。我也知道叔叔去做生意毫无把握,但我还是拿给他了,但愿他能赚一点辛苦费吧!

一个星期之后,叔叔又来找我借钱,这一回借两百,说春天里天气或冷或热,小鸡不好伺候,一下子进多了,死了一些,保了本。这一下,少进一点。我暗自发笑,笑叔叔刚来借钱时的夸夸其谈眉飞色舞。我只得又拿给他,嘱咐叔叔生意慢慢做,少少的做,一口吃不出个胖子。

后来,叔叔依然伺候不好小鸡子儿,叔叔哪有伺候小鸡子儿的经验?叔叔只会卖现成的鸡蛋,小鸡子儿或冷火热或吃或喝的要生病,而鸡蛋不会,春天里卖不掉干摆着十天半个月的一点事儿都不会有,不伤脑筋。可小鸡子儿就不一样了,它是个活物。这样,叔叔又过来借钱,妻子难免嘟嘟囔囔,我不是什么大款,扔点小钱无所谓,我只是个工薪阶层。我做妻子工作,还是借给了叔叔,当时我知道捉小鸡的时令已经过去,叔叔借钱并不是用于做生意,而是用于生活。叔叔在借钱的时候,还煞有介事的说卖小鸡的生意,我笑着拿钱给他,装作并不知道。

没多久,叔叔便生病了,是不是跟发财的梦想破灭了有关联呢?

再一次看到叔叔,我着实给吓了一跳,疑为鬼怪。叔叔头上生了疮,我想,这恐怕与小房子里的潮湿阴暗有关系,房子小,窗户更小,阳光很少能照进来。更有杀伤力的是,小瓦房的房东开始向叔叔索要房子了,说是自己要用。这样,几处发难,已经憔悴的叔叔难以招架,一时急火攻心,发于体表之外。只见叔叔头顶上从脑门到脑后头皮子像是被撕开了一条,红赤,紫酱,流着黑红色的脓血,癞疮旁是杂乱的花白的头发,整个看上去,像杂树丛中的一条臭水沟,散发着腐臭的气味。我在心里重重的叹了一口气,感觉叔叔已经到了受罪的时候了。

从头上生疮那一天开始,叔叔就一直萎靡不振了,即便后来去医院吊了水搽了药膏子完全治愈了,叔叔仍然提不起精神,这种精神上的低迷,会不会与行将失去的小瓦房有关?不得而知。我感觉,在叔叔的体内,好像有道房梁老朽了支撑不住了,最终倒下了,如同那三间茅草房,在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后轰然一声垮塌了一样。

见这光景,父亲忍不住的站了出来,毕竟是一娘所生的弟兄俩,小洲上,一笔写不出两个“郑”字。

父亲先跟我商议,随后打电话给两个姐姐一个弟弟,等意见统一了,最后打电话给堂姐,造成一种让堂姐身不由己不得不响应的大形势——父亲要大家出点钱给叔叔盖两间砖瓦房。在这样的大气候下,堂姐终于表示同意。

砖瓦房的房款我们几个平辈人平均分摊,每个人拿的钱一律交到父亲手里,二姐不常回来,表示,盖的过程中不够的部分由她一个人出。筹好了款子,盖房子的事情就等于有了眉目。父亲亲自找瓦工来做,小洲上,为了后面大桥建设或者外商投资征迁,投资盖简易房子的人家很多,当地的瓦匠忙不过来,引得外地的瓦工蜂拥而入。这些外面的瓦工干事利落,包工包料,盖到什么程度付什么钱,省时省力,基本上不要人再操心。父亲很快就联系上了这样的瓦匠,谈好了价格,只等房子的地点选好了,就能动工。

本打算在叔叔原来的住处盖的,考虑到没有大路只有小田埂,材料根本进不去,这要搁在父亲盖房子的年代是可行的,那时候,没有车辆,连板车都少,都是人力,遇到建设类的事情相互帮工,你帮我家干,我帮你家干,没有路,就用泥兜子一兜子一兜子的挑过去,现在车辆多了,却找不到什么人力了。另外,如果在那边盖,就必须得拆掉茅草房,还得清理干净,哪有人手呢?干脆就在主干路的路边盖,叔叔家路边有田。

确定了地点,刚把材料运过去,村干部来了,说这是大田面积,不允许盖房。要盖,在老墩子那边盖。父亲傻眼了,在老墩子那边盖,哪有路过去呢?那些天,父亲就为这事儿着急,往村里跑了好几趟,跟他们摆困难,说好话。如果是父亲自己盖房子,话可能要好说得多,但这是叔叔盖房子,叔叔跟村干部关系处得很僵。村里干事情,但凡涉及到叔叔,就很难缠。比如,去年的电网改造,有一根高压线杆儿要栽在叔叔的田里,叔叔不让,按照统一规定,从农田过的杆子一根补助五十块钱,叔叔嫌少,村干部来做工作,叔叔不买账,最后补助费加了一些,叔叔才让步。村干部在乡农电站人跟前很没面子,现在,叔叔的事情找到村里,村干部怎么可能有好言语呢?父亲再一次往村里跑,下堤埂的时候,脚下一滑,摔在地上,右腿摔成了骨折,从外面看,脚踝骨变成了剪刀一样尖尖的从皮下直顶起来。赶紧送往医院,做手术。父亲躺在病床上,却让我回去,把叔叔的地定下来,抓紧给盖起来,定金都交给瓦匠了。我特地请了假,跑了一趟村里,村里考虑到两小间瓦房也占不了多大面积,便答应给我们在路边盖,但不能选在田中间,要在田的一头靠人家的地方盖。地点谈妥了,我抓紧跟瓦匠取得联系,一周以后,一座两小间的砖瓦房,呈现在了路边的麦田上。我又花钱找人通了水电,安排停当之后,叔叔搬了进来。当时父亲还在医院里躺着,叔叔在知道父亲骨折手术后,“哦”了一声。

2010年的岁末,叔叔终于再一次拥有了自己的房子。每当我有事经过那边,我就会看一眼叔叔的砖瓦房。叔叔在家的时候,就会拿了矮凳端坐在门前,手里捧着茶杯,目视着行人,神情是那么安详……这神情在告诉我,这个砖瓦房是他自己的,别人再不会来催逼他搬走了。看到这样的场景,我心里不知怎么的酸酸的要哭。

父亲出院那天,车子经过叔叔的房屋时停下来。我们都下车看了看叔叔,也顺便看看房子,父亲不能动弹,一直躺在车里,叔叔走过来隔着窗户和父亲说了几句,话很少,所有的话,似乎都埋在了老去的岁月里,无从说起。从叔叔那里走的时候,父亲微点着头跟我说,盖了房子,你叔叔的精神好多了!

我在想,这只是心理上在起作用。

这样的心理,没有维持多久。半个月后,叔叔就说他的胃不舒服,吃不下饭了。叔叔以前到我们家,逢到吃饭的时间,他会在我们家吃饭,喝酒,现在,你留他吃饭,他马上就摇手,说吃不下,然后无声的离开,回到他那一个人的世界。

我们都在担心,叔叔是不是患了胃癌。

堂姐也是这么担心,但她哪有财力给叔叔治疗?即便她有这个财力,恐怕也没那份心力给她父亲治疗了。先在卫生院打针吃药,看叔叔越来越虚弱,堂姐把叔叔送到县医院针对性的做了检查,诊断的结果跟我们担心的一样:胃癌,而且到了晚期。堂姐把他接回当地卫生院打吊水维持了几天,又在医生的规劝下,把他接回到自己的家里。显然,叔叔是活不了多久了,堂姐把他接回家,就是准备给他办后事了,而叔叔刚刚建成的新家,地点小,什么都没有,是没办法操办送终这样的大事情的。

在小洲上,给老人准备后事是儿子的事情,除非这个人家没儿子,才会改在女儿家。叔叔有儿子金宝,但他漂流在外,在小洲上没有一根草木,即便喊他回来,他又能拿什么给他老子办后事?何况这段时间堂姐几次打了金宝的电话,金宝的那张电话卡已经停机了。无法躲避,堂姐只能出头。

堂姐腾出一张旧竹床,垫上薄絮,把叔叔安置在堂屋里。叔叔头朝里脚朝着门仰面躺着,因为还在秋天,竹床旁边点着蚊香,叔叔恐怕怎么也没想到,一向暴躁气盛的他如今连驱赶蚊蝇的力气都没有了,只能借助他物,只能干瞪着眼睛,无声的面对着眼前的一切。这是叔叔一生中难得的沉默,不知道叔叔在沉默的时候,会不会想到过去,想到自己有妻有子的日子?想到如今生命已垂危而妻在何方,子在何方?躺在竹床上的叔叔,每天只能吃一些流质,这些流质远远不能供应他的生命活动,所以,他的身体在一天天的空耗着,显露出骨头的嶙峋棱角和皮肤的干枯失色。当叔叔连流质都难以下咽的时候,堂姐便打电话一一通知了我们。于是,我们从不同的地方赶来,好在叔叔走之前见上一面。

我们到的时候,看到叔叔只能喝一小勺子水,维持最后的那一点光阴了。

堂姐夫说,顶多一个来星期就……

堂姐夫不说完,谁都知道后面的意思。但出乎堂姐夫乃至大家预料的是,一个星期了……十天了……叔叔依然没有瞑目的迹象。堂姐便在猜测,叔叔是不是没见到他的儿子金宝来,不肯闭眼吧?大家觉得也是,现在,叔叔身上唯一能活动的大概就是眼睛了。可金宝的电话已经停机,根本联系不上了,怎么通知他?以前,谁都知道金宝能联系上的,后来,自从叔叔带人去金宝那边要了一千块钱,金宝的电话就打不通了。金宝一定是换卡了。他也不容易,一人挣钱养活四个人,他娶妻生子没让他爸承担一分钱,已经是很大的艰难了,他不想再反过来被他爸爸拖累。

时常有人来到堂姐家,说是看望看望,也算是提前吊唁。躺在竹床上的叔叔,深陷在已经乌黑眼眶下的豆大的眼睛里依然有残烛在闪亮,盯着来人,似乎是在做最后的诉求。人之将死,他如果还有可以实现的愿望的话,活人是要尽量满足的。

我们打算想办法找到金宝,让父子俩最后见上一面。

堂姐回忆起叔叔曾去过金宝打工的地方,但叔叔现在不能言语了,不能告诉我们具体位置在什么地方,只记得叔叔讲过在市湖西路一带,那地方广大了,金宝又不是个名人,就是去了那里,问起来,谁知道金宝呢?此路显然不通,可似乎又没有了别的办法。

我问堂姐,叔叔可留下了什么?

我是想叔叔的遗物中会不会有什么线索,因为,只有叔叔和金宝接触得最多,说不定金宝手机号更换了,留给了叔叔。当然这种可能性很小。

听了我的话,堂姐把叔叔遗留下的东西从一个旧木箱里拿了出来。叔叔的全部家当集中在一个黑色的小布袋里,堂姐把袋子里的物件都倒了出来,里面没几样东西:一个户口本,一张存折,打开来看,原来是低保存折,上面的余额为零。还有一个发黄的折起来的小学生抄默簿样大小的小本子,上面歪七扭八的记了一串数字,堂姐对叔叔的情况知道得要多一些,看了数字马上说,这恐怕是金宝打工的那家老板的电话。不知道金宝还在不在那边上班了,可以问问。我拿起电话,打了过去。接电话的是个妇女,带东北口音,我说我是郑金宝的哥哥,找他有要紧的事儿?那妇女有些诧异,他哥哥?沉吟了片刻后说不知道郑金宝这个人。在我看来,这妇女怎么可能不知道呢?肯定是被叔叔过去讨要了一千块钱后金宝跟这家老板交代过,不要随便向小洲上的人透露他的行迹。磨了一阵子,当我说明了郑金宝的爸爸生命垂危,等着见他一面时,那个东北妇女才松了口风,哦,你说郑金宝啊,哎呀,大兄弟,我还以为你问“陈勤跑”呢。这样自圆其说后,告诉我郑金宝曾经在这边干过,后来到别的地方去了。我问她可有郑金宝的手机号码,东北妇女说没有。我预料她说没有,你做亲戚的都没有他的号码,她当然说没有了。说到这份上,我只好恳请她如果能联系到金宝,劳烦她跟金宝说一声。那个东北妇女应承下来,放下电话,我猜测,金宝说不定还在那个地方,即便不在,这个妇女也一定知道金宝在哪里,他们做橱柜这一行的,老板和打工者之间肯定会保持着联系,这种联系,对于老板是劳力,对于打工者,这是饭碗。

我猜对了,打了这个电话后的第三天,金宝就带着他老婆孩子来了。这一次,金宝是瘸着一条腿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手更粗糙人更沧桑了。听金宝说,有一天干活累了,晚上跟几个工友在排挡里喝了点酒,平时太忙活儿重,难得几个人在一起放松一下,那晚大概多喝了一些,喝完后独自骑着自行车回去,被一辆拐弯的货车撞了,重重的摔了出去,腿摔断了,回过神,那辆车也跑得无影无踪了。弟媳妇把堂弟送到医院,原来小腿骨摔断了两处。金宝只能自认倒霉,接下里住院做手术,手术完,在医院住了两天,就急着回家休息,自己不上班,又要花住院费,拖家带口在外面过生活哪能折腾得起啊!出院前,医生叮嘱他,伤筋动骨一百天,在家要好好歇着,否则会留下后遗症,落下残疾。堂弟在家里才歇了两个星期,就听到橱柜老板娘打电话来告诉他爸爸这个情况,不得不忍着疼痛,急匆匆的赶过来……叔叔确实是在等候金宝,看到金宝带着老婆孩子齐整整的出现在小竹床钱,叔叔的眼里泛出了难得的温和,然后。眼里的光亮才渐渐暗淡下去,当晚,就满足的闭上了眼睛……

叔叔离世而去,金宝竟然没有半滴眼泪。

金宝作为叔叔唯一的儿子,和我这个做堂哥的一起将枯干的叔叔入殓。灵堂设起来,堂弟和弟媳妇穿上了白色的孝衣,戴上了孝帽,腰间扎了根麻绳,跪在遗体前,迎接着前来凭吊的那些乡邻……堂弟的脸上,呈现出的是程序化的麻木,他恐怕也想大哭一场,但他眼眶中没有泪水,泪水早在离家出走后的十几年里,默默的一点点的流干了。两个孩子,也同样披麻戴孝,他们太小了,并不知道为什么要穿成这样,也没办法老实的陪他们的父母毕恭毕敬的站着,他们自顾嬉戏打闹,跑进跑出。在他们的脑子里,这个已经躺在棺木里的爷爷远在他们的记忆之外。

出殡的那天,上苍还是露出了一丝悲悯,下起了雪。我知道,上苍的这种悲悯,只是基于一条生命的逝去。叔叔生前的种种嫌恶,都被一抔黄土掩埋。活着的人,还要继续在人世间行走,哪怕步履再艰难。

因为金宝很少回来,我们便很少看到他的两个孩子。所以,出殡回来,我们不觉问起了金宝孩子的情况。老大是个女孩,上二年级,小的,是个男孩,明年也要进学校。看金宝坐在板凳上一面说一面手抚着病腿,我们的心里就填满了忧虑。

“你要休息好,不然腿会残。”

“等你的腿完全好了,再去上班。”

“你是你们家的台柱子,要爱惜身体哦!”

……

亲戚们你一句我一句的嘱咐金宝。

然后,把两个孩子叫过来,亲戚们各自从口袋里掏了点钱给两个孩子。恐怕我们所能做的,只能是这些,金宝今后的路还很长,更多的还要靠他自己。

金宝听出了我们的忧虑,说,我不会像我爸那样,就是再苦,也要把孩子抚养起来……

一席话说完,在出殡时都没流泪的金宝,这时候哗哗的泪流满面,哽咽不能语。金宝的话,让我们在素雪飞扬的冬季,在目送叔叔灵魂飘向天国的哀伤中,感到了一丝温暖和欣慰……

 

叔叔走了,金宝并没有在叔叔留下的小房子里住下来,他依旧带着老婆孩子在外打工,只是逢到耕种或者收获的季节,才回到小洲上,或者种下小麦、黄豆,或者来收割它们。而这时,我打那边经过,就会看见那路边的两间小房子的门敞开着,炊烟从屋顶的烟囱里冒出来,门前的土堆上,两个孩子在跳上,跳下……

 

 

(完)


 


 

《 落叶相思,风中的誓言》/ 夏墨彦 - 中国文学《瀚墨书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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